2007年的中国经济，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比如增长速度极高，且效益不断攀升，地区和产业结构改善、居民收入增长进而带动消费增长等。但毋庸讳言，中国经济也正进入更加艰难的经济结构升级与改革升级的转型期，面对许多新的挑战。所谓行百里者半九十，在全球主流媒体一改唱衰中国老调转而一齐唱“盛”中国、大多看好中国崛起之时，更需要格外注意。

　　君不见，当年苏联是在风头最劲时一朝失利的；日本是在经济总量大幅追赶美国时泡沫突然崩盘的；而包括香港在内的亚太地区，在被认为即将进入一个替代欧美的“亚太时代”之前，迎来的先是不期而遇的“亚洲金融危机”。

　　从这样的角度去观察和思考，我们必须保持谨慎心态，如履薄冰，前瞻、智慧、妥善地去应对新的挑战，继续推进中国经济的发展与进步。

　　以上三段话，可以表征笔者对中共十七大、近期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及最新的存款准备金率上调政策的总体解读。众所周知，在新的经济部署中，实现全面协调可持续、推动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成为2008年中国经济走势的基调；防止经济增长过热、防止明显通货膨胀则成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为此货币政策正式从“稳健”转为“从紧”；此外，重视民生亦成为经济工作的重点。

　　上述部署其实就是七个字，“防热防胀重民生”。一方面要防止经济由快转热，着重于“好”，另一方面要注重经济增长给老百姓带来的实惠，即民生。此两者的结合，正分别暗合新一届班子上任以来所提出的“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构建目标。

　　国企改革，仅仅看保值增值，只考虑经济效益是不够的，更重要的还在于提高整个社会的效益、实现全社会的和谐。国有企业加快上市并适度减持，所得资金用于社会保障，实际上是为中国下一步发展赢得最大空间，既最大程度地利用了流动性过剩的宏观环境，又大大推动了国企改革以及中国的社会变革。

　　当前宏观经济环境的一大特点是所谓的“三过（投资增长过高、外贸顺差过大、货币投放过多）”，而“三过”背后是“严重的流动性过剩”。从政府现在的解决手段来看，无非是两个方向，一个是把流动性重新“装”回去，就像童话中的渔夫把魔鬼装回瓶中一样，即通过大规模短期对冲（提高存款准备金率、提升利率、发行特种国债等）的办法来降低流动性。第二个是把流动性推出去，如通过QDII等向境外输出流动性。这两个主要的方向都面临一些问题，甚至可能会掉入陷阱：短期对冲最大的麻烦是，它实际上无法解决长期问题，反而带来新的问题，同时必然造成对银行赢利的压力；输出流动性的做法可能带来严重的海外投资风险，使中国陷入另外的陷阱。

　　很多人都认定是泡沫危机导致了日本经济的低迷，其实日本上个世纪90年代的经济失败有三大原因：泡沫危机、对美投资失败、对东南亚投资的失败。当年日元升值以后，日本也是面临流动性过剩，结果对美大举投资，最终损失达8000亿美元之多，几乎相当于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对美贸易顺差之和。东南亚金融危机表面上看，是那几个东南亚国家出了问题，背后却是日本投资的失败。

　　中国现在要防备泡沫，防备流动性过剩造成“三过”，同时避免出现当年日本泡沫的危机，这一思路的方向是对的，然而要非常当心对外投资的风险。日本对外投资结果很差，我们对外投资的成果也非常值得怀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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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在我看来，港股直通车完全可以称得上是革命之举，堪与2001年加入WTO、2005年人民币开始渐进升值相提并论。然而，无论是“入世”还是“升值”，现在看来都未尽全善。WTO固然带来了中国在贸易和FDI准入上的全面开放，使得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年持续高速增长，但另一方面却也使得资本在中国的权益日益彰显，尤其是国有资本大举回潮下“国家资本主义”的经济色彩渐浓，民营资本以及普通民众的权益被忽视乃至边缘化，这成为影响中国社会和谐以及未来发展非常不好的一个趋势。而人民币渐进升值路线的确立虽然维护了贸易部门的利益并保持了经济的稳定，同时却不免带来流动性严重过剩的烦扰。  

　　现在，港股直通车又将启动，它又将通向何处呢？

　　从某些因素看，港股直通车的政策构想有其精明的地方。其一，从长远看，中国的资本管制迟早需要放松，人民币也迟早要成为可兑换的国际货币，以港股直通车试水符合改革的大方向。其二，中国宏观经济目前正饱受“流动性过剩”之苦，而外汇过剩成为流动性过剩的一大源头，因此港股直通车正好可起北水南调、内资外引的“泄洪”效果，给可能走向过热的中国经济带来清凉。其三，从近期情况来看，由于美国次级债危机，港股深受其害，此举可谓在香港资本市场下了一场及时雨，时机把握相当好。其四，此举同时助香港和天津经济以一臂之力，并刺激上海经济进一步发挥潜力，更加平衡中国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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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过去几天，以中国崛起为背景，在刚刚走向复苏与新兴的中国资本市场，上演了一回现代版、金融版的火烧赤壁。沪深股市众多的散户们在过去几天经历了一次惊心动魄、终生难忘的过山车行情。除了正热身等待进场喋血的QFII们外，这样让人心颤的局面恐怕是国内任何利益一方都不愿看到的。且让我们暂时撇开账面损失和伤痛，来对这次股市暴跌作一些分析，希望从中总结并学到些东西，为中国崛起找到镜鉴，寻求智慧。

　　1997年，笔者曾在北大潜心研究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担心的就是有朝一日中国经济强大后也会落入类似的陷阱（参见笔者与杨帆合写《亚洲金融危机：中国的挑战》一书）。对于金融危机的研究，经济学界一开始多认定是宏观经济面有麻烦（这被称为第一代货币危机模型或理论）。后来，经济学家们更多关注微观层面尤其是公司道德风险与金融危机的关系，认定金融危机的发生可能与许多公司不道德行为有关，比如说大量银行资金成为呆坏帐或资金违规入市等，这被称之为第二代货币危机模型或理论。然而，这些研究在解释亚洲金融危机时都显得苍白无力。因为在1997年，金融危机中的香港和新加坡宏观经济面相当好，在华裔经济学家刘遵义的宏观计量分析中，两地宏观综合得分几乎为满分，而且微观面、监管面也都不错。显然，金融危机有着更深刻的诡秘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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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月的博鳌亚洲论坛上，为呼应“创新与可持续发展”的主题，部分房产业代表举行了一个“房地产业的绿色议程” 分论坛，任志强、冯伦的发言都把绿色房地产业搞不好的关键的责任算在政策环境上。我同意他们的判断。的确，当我们发现整个中国房地产的绿色都有了问题的时候，的确应该从政策上、从制度上去找原因，这肯定是最根本的。

　　但我还想再进一步追问，为什么房地产业的绿色问题提得多了呢？当然有它的政策背景。一开始，比如政府希望房地产发展快一些，用房地产来拉动经济的时候，是很少提绿色两个字的。现在实际上政府是希望经济能够降温，房地产发展得慢一点。不仅房地产，其他的投资项目也能够降点温，所以政府把环境保护当成了一个宏观调控的手段。在别的国家，环境保护是一个既定、长期、稳定的政策，但是在我国，它变成了一个短期的宏观调控手段，需要紧的时候就把绳子拉紧，所以很多项目都因为环保给叫停了。当然这个时候房地产的绿色问题等等就都提出来了。但是，这就让人怀疑，政府在这个问题上是否真有诚意。如果是希望经济降温，希望房地产不要过热，就把环境保护当成一个手段，把绿色当成一个杠杆，这是有点短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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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种种迹象显示，中国目前阶段的经济特点与上世纪九十年代日本经济泡沫破灭前的宏观环境确有不少相似之处。面对全球最大和最迅猛的成长型经济最大的危险，非常有必要吸取日本的前车之鉴。而从调控时机上看，最佳时机恰恰就是在经济运行还比较正常，企业赢利还比较好，泡沫还未长成“毒瘤”的时候。

　　今年是亚洲金融危机10周年。10年前的这场危机离我们并不遥远，可以说是一直在以最真切和显近的方式提醒今天成长中的中国。中国的金融整顿与改革（尤其是信托投资公司整顿与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得益于亚洲金融危机的提醒，中国对中小企业的重视也始自于韩国的教训。今天，中国作为全球最大和最迅猛的成长型经济的最大的危险则在于泡沫，对于泡沫的防范和宏观调控也有必要吸取亚洲各国以及所有的前车之鉴。

　　经济泡沫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经常出现的不均衡现象。近几年我国股票市场、房地产、石油、高档汽车以及艺术品收藏等许多方面都已经出现了泡沫化迹象。此外，自今年年初以来，中国居民在生活中已经感受到了物价上涨的压力，如油价的上涨导致的交通价格上涨，水、电、气、农产品的价格也在不断上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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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者的责任是做一只“牛虻”，即基于学理促进公共政策更臻完善。从这个立场出发，笔者想从“失衡的中国”这个角度进一步探讨中国各种问题的根源及其治理的根本出路，并以此来评论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

　　从报告看，今天的政府越来越像个“大善人”，要像千手观音那样去缝补失衡中国，使之恢复平衡。这里面，有些“手”政府是必须伸的。比如，运用宏观调控手段去调控经济，防止“经济增长由偏快转为过热”，避免“经济大起大落”。再比如，“更加重视节能环保工作”，完善节能降耗、污染减排政策，普遍建立节能减排目标责任制，因为环境保护具有外部性，如果没有政府干预，无法在市场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自动达致平衡。

　　但另外一些“手”则不是政府非要去伸的，或者还可以探求更好的办法。比如，“加快推进产业结构升级和自主创新”，结构调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几乎年年都要讲，时间久了只能让人想到政府其实缺乏能力去解决，结构升级也罢，自主创新也罢，推动的力量应该主要来自市场，主体也应该是企业，而不应该是政府。“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努力攻克一批事关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的核心关键技术，依托重点工程推进重大装备自主化建设，力争在重点优势领域取得突破”这样的提法值得怀疑，因为中国从计划经济时代到近年来的汉芯事件的教训都证明，政府花钱搞科技攻关不仅效果很差，还容易导致腐败。此外，世界各国的经历表明，大多数产业政策都不成功，有时反而导致了更多问题。中国“产业政策”干预经济的效果能更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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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2月27日的“黑色星期二”将被记入中国股市。沪深两市双双创下1997年以来单日最大跌幅，成交2003亿元，创出历史天量。受中国股市影响，美国股市几个小时之后也暴跌。道·琼斯指数盘中曾一度下跌545点，是美国股市自“9·11”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

　　据分析师们的推断，中国沪深股市大幅下挫、美国耐用品订单数据令人失望及伊朗和阿富汗局势不确定性的加剧，使得人们担心美国经济和中国经济放缓，加上美国股市已经上涨好一段时间，引发了华尔街的这波大跌。

　　显然，不仅从中国股市，也可以从中美的巨大贸易量、资本流入流出关系，中国巨量购买美国国库券等更多的地方看出，中国已成为足以影响美国经济的大国。今天，中美已成为真正唇齿相依的国家。不过，沪深股市与美国股市显现出如此直接的相关关系，还是让所有的预测者吓了一跳。

　　事实上，如果从更长的时段来看，这个世界的变化将越来越取决于中国的变化，而中国的变化从今后一段时期看，会体现在股市的风云变幻上。因此，从宏观上探究中国股市的变化，是理解当前中国股市乃至世界经济变化的重要角度。

　　笔者相信，伴随大牛市而来的大泡沫危机将无法阻挡地到来。这意味着，无论是股市还是楼市，只要是与人民币相关的资产，都将大涨，并泛起大泡沫，其程度将是中国历史上空前，并可能是世界历史上空前。对于正在形成的历史上最大的资产泡沫，笔者忧过于喜。

　　泡沫的形成与三个因素有关：中国高速增长的宏观经济、人民币升值的预期、全球超级流动性集中于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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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自“转型期中国社会公平问题研究”课题组的调研结果说，在对“官员腐败活动”、“富裕人群的消费行为”、“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一些专家学者关于上述现象的评论”和“说不清楚”5个选项的问卷调查中，认为“官员腐败活动”会增加公众社会不公平感的达63%；其次是“弱势群体的生存状况”，占26%；认为“富裕人群的消费行为”会增加公众社会不公平感的只占6%。这表明，中国社会公众并不是或并不主要是因为存在贫富差距而感到不公平，最让大家痛恨和不安的是官员腐败和贫者的悲惨生存状况，而前者又是公众关注的焦点所在。

　　阿克顿爵士说过一句被后人广为引用的话：“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权力越位最直接的体现是官员腐败，Shleifer和Vishny对于腐败的定义是，政府官员通过出售政府财产来换取个人受益活动。亨廷顿则认为，腐败是公职人员为了谋取个人私利而违反公认准则。

　　张维迎教授分析过中国转轨过程中实际腐败增加的五大原因：一是随着经济发展和货币化程度的提高，权力的经济价值增加了，如过去盖一个公章可能只值几百元，现在值几十万甚至几百万；二是经济关系的复杂化使得合法与非法之间的判别模糊不清，监督腐败行为越来越难；三是市场机会的增加使得官员的“保留效用”（即因腐败受处罚离开政府后可得到的效用）上升，过去开除公职就得回老家当农民，落入社会最底层，而现在开除公职后还可以经商办企业或谋个其他差事；四是惩罚力度降低（如达到死刑的最低贪污额大大提高）；五是政府官员正式工资的增长幅度相对较低。

　　笔者认为，中国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腐败的加剧，可分为表面上的原因与机制上的原因。表面上的原因有两点：腐败（寻租）的收益提升而成本并未相应提升，廉洁的机会成本在上升而收益并未相应上升。制度上的原因也有两点，在转轨时期未能相应地理顺政府与市场的经济关系，未能建立起一套奖励与惩罚官员行为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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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的收入差距近年来呈不断扩大之势，基尼系数已达0.47的高位，收入两极分化成为社会目前最关注的问题，也成为社会不和谐的重要因素。刚刚闭幕的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2020年前和谐社会构建的一大任务就是“城乡、区域发展差距扩大的趋势逐步扭转，合理有序的收入分配格局基本形成，家庭财产普遍增加，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而在最近一年多来，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早已多次公开提及要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成果。

　　究竟如何看待中国收入分配差距？应该看到，在经济转轨过程中，出现收入差距扩大是一个共性的现象，在所有的经济转轨国家中都有所体现。根据世界银行《1996世界发展报告：从计划到市场》，中东欧和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在转轨过程中，都出现了收入差距扩大化趋势，其中，俄罗斯上升了10个以上的百分点。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资源极不均衡的大国转轨经济，严重的“二元结构”，城乡差距的历史沿续，加之与加速的市场改革极不对称的政府管理体制改革的滞后，收入差距的扩大在所难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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